第8题:
问答题
宋代书法“尚意”是什么意思?“尚意”书家对书法理论和创作方法新贡献是什么?
正确答案:
宋朝的第一代皇帝赵匡胤是以军事政变手段代周自立,建立政权的。全国统一后,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局面,在客观上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宋初书法并没有改变五代以来的衰弱形势。宋初书法与唐初一样宗尚二王,宋太宗赵光义在南宫时就留意翰墨,其书“体兼众妙”而尤善草书。既位后曾遗使购募先帝王名臣墨帖,淳化三年,出秘阁所藏历代法帖,“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法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于是阁帖风靡书坛。阁帖中多为二王书,真伪相参,促成宋初尚二王的局面。“唐人宗王,率皆真迹,阁帖之王,大抵赝鼎,以此宋初书家不逮唐初远甚”。(马宗霍《书林藻鉴》)历来认为这是造成宋代书艺衰微的原因之一。再者,宋代有“趋时贵书”的风气,即米芾所述:“李宗愕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趋时贵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到了南宋,“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最后作孙过庭字,而孙字又盛……”(马宗霍《书林藻鉴》)这种以帝王和权臣的好恶为转移的趋时附贵的风气终宋一代,极大地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宋代书艺衰微亦以此。宋初书坛寂寞,可称者只有李建中,其书用笔结体秀润丰腴,保有唐法。苏轼认为他的书法“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宋初书坛,余无可称者。欧阳修说:“余常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道出了当时书坛的实际情况。北宋中期书艺发展有了转机,“惟庆历以讫熙宁、元丰之间,莆阳(蔡襄)、眉山(苏轼)、豫章(黄庭坚)、南宫(米芾)诸公,始屏帖而师唐,由唐溯晋,转得晋意,为宋书之一振”。(马宗霍《书林藻鉴》)宋四家冲破法帖的局限和趋时附贵的风习,宗唐宗晋。除蔡襄外,苏、黄、米三家终于跳脱唐人尚法遗风,他们在书艺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但使衰微的宋代书坛为之一振,而且在唐朝颜真卿革新书体的影响下,极力追求新的审美理想,开宋代以意趣取胜的“尚意”新风,有力地推动了宋代书艺的发展。
“尚意”本是我国文学艺术共同的审美追求和特点,但在各个时代对意强调的程度和意之所指却又不尽相同。晋时,“意在笔前”是普遍的要求,但“意”多指字形和书写规律及法度而言,如王羲之说:“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唐代书艺尚法,同时也重意。那时的“意”多指书法的抒情功能,与晋有所不同。如孙过庭说:“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张旭狂草和颜真卿行草书是这方面的最佳实践。但唐代书法的时代特征是尚法的,对“意”的重视和实践并没有成为整个时代的基本特色。而宋书“尚意”,已成为时代的特征和审美追求,因而带有争脱唐书尚法的意义和作用。意之所指与唐代既有继承关系,又有所发展和变异,有宋代特定的内容。
宋书“尚意”所涉及的内容是复杂的,其主要是扩充书法的艺术内涵,发挥书法的抒情功能,开拓与新的审美追求相适应的艺术技巧。综合起来,大约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胸次为书”是尚意书家们重要的审美意识。“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妙不在于法也”。(晃补之《鸡肋集》)要求书法创作的主体要有高层次的学问修养,对人生和社会有透彻的观察和理解,只有做到“胸次过人”才能“笔端不凡”,其书作才有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可以说是“胸次为书”的首要内容和意义。苏轼诗曰:“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庭坚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米芾常以“古雅”评书,其中要求把学问道义“心既贮之”,与苏、黄是同样的思想。其次,“胸次为书”还有“僻俗”的意义。如黄庭坚说:“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宋书重“书卷气”就是针对“俗”而形成的一种审美追求。再者,“胸次为书”又与苏、黄、米等书家的“兼收并蓄”、广存约取和“不践古人自出新意”的革新精神以及独立的人格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有反模拟、求新意、冲绝尚法局限的特定含义。
宋人论书多以得“真意”、“天趣”为高,强调个人性情和意趣的自然流露,不为古法所拘是尚意书家们执着的审美追求。古法可以破,而对与自己性情相一致的意趣的追求却从不苟且。例如苏轼“以翰墨雄一世,每自贵重。虽尺简片幅亦不苟书,遇未惬意,辄更写取妍而后示人”。他的字较肥壮,人讥之,他以诗答曰:“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并不以他人的好恶为转移,置“书贵瘦硬方通神”的旧传统审美标准于不顾,忠实于自己的个性和审美追求。黄庭坚也是一位坚持个性风貌的书家,他的书学强调“韵”,当别人说他的字只有韵而没有王羲之波戈点画的法度时,他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这
种以“天趣”、“真意”为论书标准的言论,每每见之于宋人的著作之中,可见已成为带有时代特征的审美意识。所谓“天趣”、“真意”,就是要求把人品、气质、性情等主观因素化为书法形式,从而真实地表达书家的思想意趣,流露更多的不同于别人的个性风采。这实际是苏、黄、米等尚意书家们形成自家风格,开一代新风的重要基础。宋代的书家多数是文学家、诗人、画家或一身兼数家的骚人墨客,他们对艺术规律有深切的体会和认识,他们的审美意识和在实践上的追求,与强调书法艺术的审美功能,反对功利主义的正统观念,与他们提倡书法“适兴”“悦目”的新美学观都有极深刻的内在联系,可谓宋代书风尚意的基本内容。
重视人品性情与文品、画品、诗品、书品的关系,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特征,汉人有“书为心画”之论,唐韩愈有“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的说法,但这种思想在汉唐不如在宋代表现得更突出。宋代尚意书家论人论书,强调人品性情和书品的一致,而且有力戒浮华,“要在入人”的切切实实和言简意赅的特点。苏轼说:“古之论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把人品性情放在首位,他认为:“世之小人,字书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黄、米诸家也有类似的论述。强调人品性情与书品的一致,要求提高和端正书家的人格修养,力戒俗人俗书,有利于扩充书法内涵和艺书格调的提高。但此论流于极端,亦有不利于书艺发展的一面。后世的因人论书,“书以人贵”的现象,亦与此论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宋代尚意书家在创作实践上有“随事注精”、“率意而为”的特点。随着尚意审美意识的成熟和发展,在书法创作实践里便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尚意的典型书家苏、黄、米等,在书写上多“随事注精,以展其妙”。例如苏轼《黄州寒食诗》,书迹线条粗细、曲直,结构的疏密、虚实;用笔的欹侧、平直、起倒等意态,缘诗情的起伏而随机应变,来去自如,真乃“无意于佳乃佳”,达到极好的抒情效果。黄庭坚的《李白忆旧游》草书也是这种典型作品。“随事注精”是尚意书家常用而又有鲜明特征的创作方法,它与“适兴”、“乘兴”,以书为寄的审美思想紧密结合,使书法创作更俱抒情特征。
尚意书家多把书法视为“适意之物”,以酒助气,借以消遣。如宋人笔记里记载苏、米故事:“米元章知雍丘县,子瞻自杨州召还,乃具饭。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妙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于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书尽,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石林避暑录》)书法是他们抒情的手段,所以在书写上多“率意而为”。正如苏轼所说:“知书不在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善。”这是他典型的“点画信手烦推求”的作风,强调的是艺术创作的自由性。其中包括“无刻意做作乃佳”的意思。米芾在书写上是追
求“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的书家。他的书作最具奇变特征。黄庭坚向有“倒用如来手印”的本领,更是一位意趣豪脱、不为成法所拘、任意而为而无不中节的书家。他们这种“随手写去,修短合度”的创作态度和方法,与他们追求“面目非故”的求变思想和“不装巧趣”、“率多天真”的追求是一致的,可谓尚意书家在书写上的显著特征。从上述尚意书家的审美意识、创作方法、书写特点等诸方面的特色来看,都与不蹈古人自出新意的革新精神紧密相关,它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尚意书风的生命力就基于此。
宋代尚意书法的巨大历史作用在于把书法艺术由尚法阶段推上了尚意的抒情阶段,把对书法艺术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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