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热点：中国电影 稳健前行背景链接：2019年，中国电影再获丰收。在客观因素造成的压力下，中国电影市场规模仍保持增量发展，电影创作水平获得较大提升。许多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国产影片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在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里，随着市场泡沫逐渐消退，积极因素不断孕育，中国电影将继续稳健前行。2019年是中国电影的又一个丰收年——电影市场保持不断增长的势头，全国票房642.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其中，国产片份额达64.07%。与此同时，受网络视听行业发展加速等客观因素作用，中国电影正在经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胡涵：网友翻出一张三年前的微博截图：一个疑似为凤爪女的乘客坐在地铁上大啃鸡爪。随后显示此女为“外地人”的更多细节被扒出来：2012年，当事女子疑似参加过某相亲节目，在节目中，作为湖北人的她自称上海人。有人质疑凤爪女涉嫌炒作，从现场视频、截图再到相亲节目，这种猛料迭出的节奏感的确熟悉。倘若真是炒作，只能说是一次精明的营销策划：它准确捕捉到了社会潜藏的这根情绪对立的敏感线，并有节奏地不断撩拨。如果事后果真被证实为炒作，公众也不必有受骗感。毕竟将一起小小的地铁摩擦上升为舆论事件的，正是一些义愤填膺的网友。他们时常将人群标签化，再进行一场看不到结论的口水战。如果去掉外地人的标签：一个人在地铁里啃鸡爪，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个案。事实上，随着这几年公众素质的提升，以往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地铁不文明问题已经好转很多，现场视频中，围观者也显然对不文明现象多有反感。其实，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一只触发对立情绪的鸡爪为何会被整整啃了三年?一起小闹剧居然能变成全民热议话题，我们该反问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度，在这三年里提高了多少?

　　@人民网蒋萌：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已走过173个年头，来自中国各地乃至国外的移民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也被视为海派文化的精髓。虽然有着上述历史与文化背景，但对某些上海人的“傲娇”与自我感觉“高人一等”，一些领教过的“外地人”还是会皱眉头。女子在上海地铁啃凤爪、随地吐骨头、飙脏话，不文明显而易见。根据网上“柯南”们的分析，这事可能是重复性的、有预谋的炒作。既然如此，犯得着让在上海的“外地人”躺枪吗?或者说，该女子可能就是要挑起事端，顺着她的矛头“喷”岂不正中其下怀?自我感觉文明的人与成心撒泼者较劲，既降低了自身的格调，又暴露出某种伪文明。不只是上海，前段时间北京地铁上一位母亲给孩子哺乳也曾掀起波澜。“这里是北京的地铁之上，不是你们村的公交车”同样显露出傲慢与偏见。都是发生在地铁上的事儿，北京的“哺乳门”更多是出于当事妈妈的不得已，上海的“凤爪女”则涉嫌挑事炒作，性质虽有不同，却都触发了大城市的“文明神经”。缺乏理性与包容、自我感觉太良好、动辄吐槽外地人，与文明的本质契合吗?

　　@北京晨报蔡辉：其实，从该个案看，真正让人不满的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能乱扔乱吐，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竟有人不知道?别人已指出来，为何还振振有词?好好说话就是，为何出口成脏?让人们感到崩溃的，是“凤爪女”的行为大大超越了底线，正是它引发了集体性的愤怒。道德之罚从来不是件容易事，许多个案需转换视角，予以了解同情，方能做好判断，可该个案实在是太容易判断了，哪怕是黄口孺子，亦知是非，怎么成年人反而不知道?这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值得忧虑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恰恰是这种答案很明确的常识经常遭遇挑战，越是底线，越有人去突破。这说明，我们的公共品质还有待提高，一些本应在小学就解决的问题，居然到了中学、大学都没解决，而是直接交给社会博弈，可你都是成人了，社会也没法再给你发回去重新培训，而类似BUG越多，大环境就会越坏。那么，正在学校中的孩子们，他们毕业后会不会也如此?有争议，不完全是坏事，但总徘徊于最基本问题，长此以往，则社会效率下降，文明质量不高，指责“凤爪女”不难，但重要的是如何根治这一现象。也许，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大幅提高惩罚力度，并将一些突破底线的行为列入轻罪，不失为治理之道。

　　@红网马婉莹：一万多条评论都可以指责“凤爪女”没有素质，网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凤爪女”的私人信息公之于众，证明自己的素质。网民的正义感道德感通过“人肉”的方式得到张扬，但是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该有一条底线?“凤爪女”在地铁上吃零食并且乱扔的确不对，适当的批评和舆论压力对于批评一个人来说已经足够。如果进一步将她的私人隐私放在网络上供人观赏，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没有考虑到一个人的承受能力?

　　虽然我们在互联网上是匿名，拥有着形形色色的ID账号，可是每个ID的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人。每个人都有个人的情感、反思、内聚、创造力、自我认知、尊严、意义以及其他埋藏在深处的东西。正因为网络身份的符号化，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每个人都是个体。“人肉”过程中，网民不过各逞英豪，也许只是炫耀技术而已，最后却可能促成当事人的惨剧。这是在集体施暴，却无人负责。另一方面，“人肉”这一语汇本身，就没把被搜索的对象当作活生生的人，而只是等待被捕猎的充满刺激诱惑的“肉”而已。无论被“人肉”的这位“上海地铁凤爪女”，还是其他任何人，作为“人”的意义都被降格了，也只有不被当作人，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去捕猎这“非我族类”。

　　@解放网朱珉迕：在真相尚存争议的时候，死盯着“凤爪女”要“认错”，多少有些鸡同鸭讲——退一步说，即便对方真的“顽固不化”到“死不认错”的地步，旁观者又能如何呢?道德的批判当然好，但“凤爪女”事件并不是地铁车厢内的第一起争端。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与此十分相似的事件在公共空间内反复上演，足以证明单纯的道德批判往往管不了大用，而舆论逼来的“认错”也未必真有价值。这不是说，我们对不文明现象不要批判，对待不文明者不讲是非。今天更值得考虑的是，批判在哪个层面可以奏效，是非又通过什么来予以固化。显然，公共空间应有公共秩序，公共秩序需要公共规范，公共规范需要制度保障。

　　地铁车厢内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制度约束失之于松的问题。早先人们热议逃票现象，其实禁止逃票早有明令，也有惩戒方案，奈何就是执行不力，结果空留人们干瞪眼。此番出现的饮食争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地铁中能否饮食，饮食者又是否应担负维护环境整洁的责任，应当是有明确规定的。此前上海地铁一度有禁止饮食的立法意向，却因种种原因退了几步，结果便是如今这包说不清道不明的凤爪惹起了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风波。试想，如果相关规定严明，制度不留漏洞，执行足够有力，那么“凤爪女”认不认错，还会是一个问题吗?

　　现如今，地铁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必备交通工具，而地铁和火车也成为了各种“不文明”现象的高发地段，而此次事件中的女乘客，不仅在吃泡椒凤爪时，将骨头扔得满地都是，还在遭到指责后舌战众乘客，甚至拿出手机与视频发布者对拍。视频一经发布，瞬间在网络上“砸开了锅”，谴责声、谩骂声不绝于耳，更有甚者还将女子的身份信息、照片、微博和微信号等等都“人肉”出来。

　　不得不说，该女子的行为确实在道德层面上应该受到谴责，但这也并不能成为人们暴露其隐私的理由，作为普通的网民大众，对于任何人和事我们都只拥有道德评判的资格，却没有道德审判的权利。

　　大众传媒的时代，我们拥有了话语权，可是我们在为拥有话语权欢呼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我们应当负有的道德责任，应当明白对每个人的尊重。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只有通过法治来对不文明行为予以约束和制裁，才是对道义的最好扞卫。因为“以暴制暴”未必能让不文明的人变得文明，却可能给文明的一方带来瑕疵。

晚点发生了、滞留出现了，救急肯定是当务之急。如何设计更好的进站路线，如何进一步缩减程序流程，如何更好地改进站内空间布局，提高管理效率，都是需要回答好的问题。

　　广州火车站，可以说是春运的一个“地标”。据报道，2016年春运的返乡高峰中，受连日暴雨和设备故障等因素影响，广州火车站再次遭遇挑战，最高峰时超过10万旅客滞留广场及周边地区。

　　广州是春运的“关键点”，而广州火车站无疑就是“压力点”。2008年南方冰灾时，广州站曾发生大面积旅客滞留。人群将晕倒的女孩托举而出的画面，可谓中国春运的代表性场景。去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日均发送乘客超过百万人，这么巨大的客流量，无论哪个环节稍有差池，就难免出状况。

　　这些年来，春运发送人次虽然不断增多，紧张状况却在不断缓解。高铁运能大大提升，航空分散更多旅客，私家车出行也越发普遍。交通运输是一个系统，火车站只是一个“终端”，几乎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反映在车站。广州火车站的大面积旅客滞留仍然让人看到，影响春运的因素如此之多，仍需不断舒缓春运的“压力点”，让回家的路更顺畅。

　　晚点发生了、滞留出现了，救急肯定是当务之急，火车站能做的工作很多。从改变列车值乘人员作业流程，到呼吁乘客不要盲目提前候车，再到增开列车替换晚点较多的车次，相信从来就不缺考验的广铁集团，应能处理好这些状况。长期来看，如何设计更好的进站路线，如何进一步缩减程序流程，如何更好地改进站内空间布局，提高管理效率，都是需要回答好的问题。毕竟，谁也不能保证春运期间总是风和日丽。

　　去过广州火车站的人都知道，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站，候车厅相对比较狭小。数据显示，广州火车站站内11个候车室及大厅同一时段仅能容纳2.3万人，车站广场搭建的16个临时雨棚同一时段仅能容纳2万人。而因为在城市中心区，改造扩容的难度也很大。从这个角度看，如何随着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处置好火车站这样的交通枢纽，确实也是应该考虑的事。

　　应该说，在应对春运上，技术手段大大进步了。今年，各地纷纷发布春运“大数据”，这样的数据不仅是事实记录，更不仅是成绩展示，而应该成为实实在在的工作参考。哪些道路上车辆多、哪个方向乘客多、哪些车站候车者多，在数据支撑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资源调配、预案管理，相信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同样，实时监控的录像、方便快捷的网络，都是可资利用减轻压力的手段。

　　一头牵绊着最广大的乡土中国，一头则深入最轰隆的世界工厂，广州火车站可说是当代中国从“固态社会”向“液态社会”转变的符号。相信未来，随着更方便快捷的春运和更科学高效的管理，这座火车站或将成为“发达中国”“现代中国”的象征。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京华时报朱达志：我认为，这其中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该县主要领导的法治观念、公民权利意识非常淡薄。所谓淡薄，并不是说他们不具备那样的观念和意识，而是明知却有意忽略，不把公民的法定权利和自由当回事。“法”在他们心目中，只是“法制”的工具，即法是用来“管百姓”的，而不是像“法治”那样，一方面“管官”，另一方面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第二，该县的副职领导和处于决策边缘或外围的部门官员们，明哲保身，不敢也不愿对领导的金口玉言说半个不字。这不能全怪他们，因为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还不足以让他们可以面对类似问题奋不顾身，何况这样做也未必会有多少实际效果。

　　@人民网蒋萌：这事还涉及另一个问题——歧视。禁止复婚和双方均属再婚者办酒席，也就是说，相对于“初婚”，上述两种情形被剥夺了“办酒席权”。剥夺的依据是什么?哪条法律规定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婚宴指标”?县政府又怎么知道人家上次结婚办没办酒席?说白了，压根儿就没有“婚宴指标”这回事儿。这种禁止无非是认为复婚和再婚者“低人一等”，折射出某些权力者不但“法无授权却乱为”，而且对“二婚”怀有深深的贬义。凤冈县出台这样的规定，难道就没想过会出现民意反弹吗?或许，某些权力者早就习惯了傲慢与偏见乃至“霸王硬上弓”。即便被网友与媒体棒喝，顶多撤回“不当文件”，某些人官照当，似乎“无伤大雅”。

　　@新快报张贵峰：在反“四风”背景下，地方政府出台“规范操办酒席管理办法”，当然并非没有完全意义和价值。但具体到上述凤冈县这份“操办酒席”规范，又不得不指出，该规范本身就存在十分明显和严重的“不规范”问题，涉嫌逾越了起码的法治界限。

　　首先，该“规范”所规范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国家公职人员”或者说“党员领导干部”，而是进一步延伸扩展至“凤冈县辖区内的所有城乡居民”。毫无疑问，对于并非国家公职人员、党员领导干部的城乡居民来说，操办奢靡的酒席宴请，固然确实是一种不良习气，但只要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侵犯他人合法利益，那么这种习气就只是“个人自由、权利自主”范畴内的问题，政府公权力根本无权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随意介入干涉、任性滥权地进行所谓的“规范”。再者，即便将上述“操办酒席管理办法”的范围局限于“国家公职人员”，诸如“复婚、再婚不准操办酒席”这样“一律禁止”的严苛“规范”，事实上同样也是明显越权越界。一面要“规范”他人，但另一面自身轻率出台的却又是显得十分不规范、超越基本法治规范的“规范”，不仅违背了“法无禁止即自由”公民行为法治规范，更逾越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政府行为法治规范。

　　@光明网张玉胜：过多过滥的酒席，既造成了人们精力与财力的极大浪费，也背离了团圆喜庆和礼尚往来的原始本义，更严重污染了淳朴文明的公序良俗，其借机敛财的负面效应不容小觑。民众期待由政府出手刹风治乱的迫切心情不难理解。但如何实现回应民意与遵法守纪的并行不悖，着实考验着政府的法治思维和管理智慧。正如着名行政法律师张新年所言，如果这些管理办法仅针对当地公职人员，属于内部管理，是可以的。但对群众来说，政府没有权力把城乡群众的红白喜事也纳入其管理中。这侵犯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也将有损政府公信。

　　其实，根据许多地方治理民间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等酒席乱象的经验，采取由村民自治渠道拟定出达成共识的“村规民约”，不失为可行与“双赢”的选择。政府的职责，就是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相关规定，指导和帮助各乡村将操办酒席事宜的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范畴，并引导村级组织和广大民众务实践行好相关要求。“禁复婚再婚办酒席”入红头文件，折射出当地政府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政”方面的欠缺。人们期待当地在力促形成不想滥办酒席、不敢滥办酒席、人人勇于监督良好氛围的同时，也认真反思权力滥用的行政“乱象”，收敛一下习惯于“管太宽”的政府之手。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婚丧嫁娶习俗，在相互攀比中渐渐变了味，甚至有些人借复婚再婚敛财，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都给当地一些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可以说，贵州凤冈县为规范管理酒席操办乱象施，其初衷是好的，但以“红头文件”方式来干预百姓“私事”，却难脱权力滥用的舆论质疑。

　　其实，公权力更应该对公职人员予以约束，而对于民众生活，行政权力则应避免过度干预，否则不光会有越界之嫌，还会损害公民权利，作为政府应该合理行使自身权利，不应该自作聪明，歧视某些特定人群，不仅对群众是一种伤害，也会损害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影响公信力。

　　法治社会，各地方干部应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对于变异风俗，政府要采取一些奖励、激励民间风气向上的政策，慢慢改变民间的陋习，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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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刘雪松：一个班有七八个孩子不希望父母再生弟弟妹妹，很正常。可旁观者却放大了这种所谓的矛盾冲突，将不谙世事的孩子，归咎于生来就这么自私。这种把几个孩子闹着玩的事情，拔高到“反弟弟妹妹联盟”的程度，很容易给社会造成不必要的误导，也过早地把这一代的“老大”们，放在了成人社会的对立面。面对这一部分孩子的不懂事，父母不能不懂事，成人社会不能不懂事。如果你说不出有兄弟姐妹那种血脉亲情的人间乐趣，那么，请告诉这部分看起来很不乐意的孩子，分享这个世界的美好，也是做人必备的品质，这是大人们应有的责任。生，或者不生，不是取决于“老大”，而是取决于大人教育引导孩子的方法。父母要有尊重“老大”的意识，也要有引导“老大”的责任，此时，父母最不该做的就是放大并迁就“老大”的情绪，给自己生不生二胎的摇摆不定，寻找一个借口。

　　@人民网蒋萌：有卫视频道搞了一档叫《二胎时代》的综艺节目，在几个明星的家里突然“空降”二孩。从第一期节目看，“老大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适、吃醋、哭闹，还有孩子说“喜欢别人家的妹妹，不喜欢自己家生妹妹”。但是，“老大们”也对弟弟妹妹流露出善意与一定程度的谦让，让成年人看到了孩子们的纯真与善良。不光明星家有“二孩困扰”，我看到亲戚家的“大娃”听妈妈开玩笑说生弟弟妹妹时，也一脸的不愿意。还有同事在微信朋友圈讲孩子看到新闻说“放开二孩”，哭诉“不要弟妹，没得商量”，令爹妈哭笑不得。所以，“反弟弟妹妹”的情况不是个别，一些家长有此忧虑也不是矫情。毕竟，“只生一个好”实施了多年，许多家长将“全部的爱”都给了大娃。当大娃面对突然有“入侵者”要分享爱与资源时，会有本能的抗拒。这是自私，又是人性使然。只有正视人性的这种特质，才能在平和的心态下去求解。对于想生二孩的父母，确实要考虑好自身有没有能力(包括经济、精力、情感)去承担一个新的生命。同时，如何平衡大娃与二娃之间的爱，也是为人父母者必须要学习的。如果家长都没有心理与现实的妥善准备，要孩子去欣然接受冷不丁冒出来的另一个弟弟妹妹，现实吗?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会有更多成熟的父母以及和谐的四口之家。社会也好，家庭也罢，对二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这很正常。

　　@长沙晚报邓海建：这样的“联盟”当然表达的是孩子的情绪，但几个孩子就代表“青岛小学生”这样的夸张大法，显然有点不知所以。别说多个弟弟妹妹，就是领养个小宠物，“老大”还有表决愿意与否的自由。其中有反对的，也有满心欢喜的。我们常说年轻父母的二孩意愿不高，不少城市大概也就在“三成”左右的民调比例。但“老大”的世界显然没有成人那么复杂。如果当真做个调查，看看多少孩子愿意接纳小弟弟小妹妹，我觉得恐怕这个比例不会太低。那么，故意放大“老大”对二孩的不满，以此渲染二孩意愿落地之难，甚至拿出“联盟”来佐证生二孩不易，是否太过“观念先行”呢?

　　再说了，在孩子的世界，角色扮演是无须纠结的事，就算当真有个“反弟弟妹妹联盟”，亦非牢不可破。它更像是一种“课外活动”。大人要不要生孩子，都是大人的事。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情况，就算挺逗的“反弟弟妹妹联盟”摇旗呐喊，家长若当真想生，那又有几成生不成的呢!

　　@红网若无：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许多80后的父母们准备给家里再添一员，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家中的老大可能会对此有情绪。虽然大孩的反对并不能成为“生不生二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也应该取得大孩的理解。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多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就意味着多了一个人来分享家庭的关爱，自然是不愿意。

　　许多人会觉得现在的孩子过于自我、很自私，就更需要多一个人来陪伴他，不然以后长大了这样的思维很不利于发展。但笔者以为，现在的孩子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也是由家长灌输的，在生活中形成的。孩子本是一张白纸，他们现阶段的自我意识都是家长的认知在他们身上的折射，不能总是用成人的思维去看待孩子的世界。

　　“二胎政策”的全面实施，家长应该做的是对大孩的疏导和教育，让他们知道即便是多了弟弟妹妹，原本给他们的爱和关注也不会减少，让他们参与到弟弟妹妹的照顾中，建立一种哥哥姐姐的责任感，让他们参与二孩的成长中。攻破“反弟弟妹妹联盟”的关键还在于家长的态度，要将一碗水端平，才能消除大孩的顾虑。

　　@重庆时报：不得不说，现在这种不考虑外部环境的想法实在有些想当然。首先，当大家庭不再是常态，家庭结构之间有了差别，有了比较，孩子自然会有感觉，这种问题如果不进行提前干预或者及时劝导，或许就会对孩子的成长带去困扰。其次，如今养育的目的与过去不同，在物质短缺的年代，安全养大就算不错，但现在要让孩子的身心都能健康成长，需要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所要照顾的领域自然应该有所不同。但是这样强调关注孩子成长过程的重要性，并不是让家长走向溺爱孩子的极端方向。很显然，如果家庭在养育多个子女的过程中，不出现重男轻女等其他重大差别对待的情况，有兄弟姐妹相互守护成长的童年，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的正面效应是完全可期的。

　　当孩子们因为某种情绪组成了所谓的“反弟弟妹妹联盟”，我们不能把它当个笑话一笑而过，更不能当成天大的事而忧心忡忡，需要以平常的心态来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变化。每个家庭或学校遇到这样的孩子和学生，需要做的是心平气和倾听孩子的声音，让孩子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担忧和情绪，就算不能立刻化解心结，让孩子宣泄一些也是好的。因为，相比于孩子的不满情绪只在同龄人当中恣意发酵，它们能够在大人和长辈面前表达出来，便是妥善化解矛盾的前提。

　　自国家出台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坊间就传出很多大孩如抵制爸妈要二胎消息，其中有跳楼的，有割腕的，有提出提前分家产的，等等，而如今更有甚者，这七八个孩子居然联合在一起搞起了“反弟弟妹妹联盟”，虽然说小孩子的“联盟”有点像过家家，但是，社会却不能拿这个当作笑话，应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的办法。

　　小学生建立“反弟弟妹妹联盟”，只是怕出生的弟弟妹妹“抢”了父母的爱，故而将满腔怒火撒到二胎身上，把这个尚未出生的弟弟妹妹视为敌人，其实，作为孩子的心理，这样的想法也是能够理解的，从小就是家里的宠儿，突然多了一个人来分宠，自然是不愿意。

　　“反弟弟妹妹联盟”莫当儿戏。引导适宜，处理得当，小则利于家庭和谐，减少“养育”成本，保护孩子健康成长，大则有利于重塑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树立正确的家庭观价值观，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不过，说实在的，生不生二胎，“反弟弟妹妹联盟”未必能起决定性作用，唯有降低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降低生二胎的恐惧，才会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生二胎的队伍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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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西坡：学者在媒体上建言献策，正是为了接受公众的讨论，因此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社会政策的变更本就不应该是“一言以兴”或“一言以废”的。正如何亚福文章中说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18周岁已经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结婚是一种民事行为，18岁不允许结婚，意味着这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18岁成年却不许结婚”在逻辑上是个死结。如果法定婚龄降到18岁，那只意味着你在18岁有了结婚的权利。至于18岁够不够成熟、18岁买不买得起房，都跟这没关系。你达不到自己心中的结婚条件，外界不会强迫你结婚。拥有权利不代表一定要行使权利。许多人把权利当成负担，这才是令人不解的地方。放开二孩之后，他们说“国家要把我们当生育机器”。学者提议法定婚龄降到18岁，他们又说专家逼他们早恋、啃老。这种意识错位不亚于一个人被解开镣铐之后，哭天抢地说“谁也别想强迫我跑步锻炼身体!”

　　@人民网蒋萌：既然年满17周岁可以当兵，就要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那么将法定婚龄降到18周岁，有何“大逆不道”?这个比较并非无厘头。毕竟，17岁可以保卫“大家”， 18岁却无权成立“小家”，是吊诡的。事实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法定婚龄都是18岁。我比较认同上文的观点——“拥有权利不代表一定要行使权利”。人都是理性的，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决定如何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去年底表示，目前我国的初婚年龄约为25岁。在一些发达的大城市，初婚年龄还在逐年推后。以上海为例，2014年该市居民初婚平均年龄为男性30.11岁、女性28.14岁。人们没有因为现行的男22岁、女20岁的法定婚龄而“一达标就结婚”。如果真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对许多人想必也“无关痛痒”。那么，若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意义何在?赋予公民完全的民事能力，让公民具有自主选择权，这些理由还不够吗?至于某些专家是否想借此出名，你是否反感，要另当别论。

　　@荆楚网徐秉国：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不仅与世界其它国家相一致，而且在法理上说，也是符合的。按照民法规定，年满18周岁即为成年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也就有结婚的权利。进一步讲，人们担心降低婚龄导致人口过快增长是没有必要的。的确，降低婚龄延长了适龄女性生育的周期，增加了人口过快增长的风险。但是，须知婚龄只是结婚的最低年龄，是结婚的门槛而已，结婚作为人的一项权利，到了18岁并不是必须要行使的，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来看，实际的结婚年龄大多在法定婚龄的基础上延迟了7——10年，为25——29岁之间，并不是我们所想当然认为的18岁。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只是增加了结婚的机率和人口增加的可能性，并不必然导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失败和人口数量的过快上升。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教育，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心，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更何况，在高生活成本、高压力下，人们即使有生育的机会未必就有生育的决心和行动。

　　而且，我国是一个有着早婚早育传统国家，而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之一是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否则就是无效婚姻。因此，过高的婚龄必然会把一部分适婚青年挡在合法婚姻之外。有些人或虚报年龄骗取结婚证，或“未婚同居”不要结婚证。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给他们一张婚姻“通行证”有利于保护社会上事实存在的“无效”或所谓的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

　　@喻洁：从法律上而言，18岁就已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决定自己是否结婚。将法定婚龄降为18岁，也并不意味着到了18岁就一定要结婚生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业、买房、养孩子的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晚育，若将法定婚龄降为18岁，可给晚婚晚育人群带来结婚生子的压力，也可促进我国人口生育，改善人口结构。

　　@李兆清：18岁已经成年，但很多18岁的人并没有真正独立，尤其是经济上没有真正独立，有的甚至在啃老。把法定婚龄降至18岁，仅是简单考虑人口数量增长。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是为了扩大人口红利。时下竞争日趋激烈，培养高素质的下一代比单纯增长人口数量更为重要。

　　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定婚龄都不超过18岁。其实，我国过去的婚龄是比较低的，新中国成立后，婚龄才逐渐提高，1980年的婚姻法就提高为男22岁、女20岁，2001年修改时仍维持了这个高位，在世界各国来看这是最高的。婚龄提高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人口增长过快，而提高婚龄是控制人口数量与增长的有效途径。

　　而近年来，我国不孕不育症呈上升趋势，这与生育年龄提高有关。我国现在婴儿出生缺陷率较高，而高龄孕育则增加胎儿畸形和夭折风险。从这一角度看，降低婚龄可以有效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但是，从其他方面来说，也存在忧虑，比如有网友说的“结婚不仅仅体现在一种能力，更应该体现在一份责任。基于此，一个18岁的人，也许还在大学就读，如果结婚生子，如何承担完成学业、抚养孩子、就业等一系列难题?”

　　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否降低婚龄，不想结婚的依然不想，想结婚年龄根本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而且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婚姻变得更加自主。人们更加愿意根据自身经济等发展状况来规划自己的婚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确定人们的结婚年龄。我认为婚姻的实质是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度一生，这无关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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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前溪：我们花钱买到的火车费，购到手的成为了“广告火车票”，市场经济下的“广告火车票”，也不是不可接受，毕竟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广告，谁能不可能远离广告。“广告火车票”的得利者是铁路局，但所得的“利”却不该独占，也应该让乘客们“分享”，遵循“让利于民”的原则。其一，广告不能影响到乘客的乘车信息，更不能造成乘客的“阅读障碍”;其二，在降票价上要有所体现，或者以打折的方式让利于乘客。比如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向公众公开广告收入，然而也让乘客分享到“广告费”，其实，铁路局的广告费也有乘客损失自身权益的功劳。毕竟在火车票上做广告与在电视节目中做广告是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直接影响到了乘客的权益;其三，广告不仅要保证真实性，也要做些公益广告。

　　利用机票、车票、门票等票证开展广告业务，是业内通行做法。铁路企业在保证火车票基本功能的前提下，适当开展广告业务，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自主经营行为，也是铁路企业加快走向市场的具体体现。对此，乘客不会那么小气，不会一概拒绝，但有利益却不能独占，铁路局懂得“分享”，则会使“广告火车票”走得更远些。

　　@广州日报史洪举：中铁公司实行市场化、企业化改革以来，在资产经营开发方面，步伐明显加快。此次全面启动铁路客票票面广告项目招商工作，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自主经营行为，也是盘活资产、提高国企盈利能力的有益探索。国有企业或公共服务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发布广告是有先例的，如公交车车身及拉手上均覆盖有广告，飞机登机牌上也有广告投放，高铁站或火车站到处可见广告。也即，只要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国有企业并非不能利用其自身资源发布广告。

　　不过，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利益和风险往往相伴而生。所以，铁路车票票面广告不是发布者想怎么发布就怎么发布，想发布什么内容就发布什么内容。尤其是，由于四通八达的铁路线贯通着天南海北，车票广告传播速度快，辐射人群多，涵盖地域广，一旦登载了违规广告，便可能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危害不特定的乘客和其他社会成员。

　　@光明网：广告有着无孔不入的渗透性，它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已从消费推荐演变成了信息获知的重要方式。不管你接受与否，反感也罢，广告，已然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广告会主动性地去寻找它认为优质的合作伙伴。作为每年能够产生数十亿人次流动量的铁路客运来说，不啻为一个可以深耕细作的资源型富矿。而铁路企业在保证火车票基本功能的前提下，适当开展广告业务，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自主经营行为，也是铁路企业加快走向市场的具体体现。

　　火车票大小也就是方寸之间，但背后庞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却是商家所最为看重的。而在市场对资源起到决定配置性作用的语境里，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在火车票上打广告这个商业动作，自然也就“水到渠成”。在这里需要首先明确的是，旅客是铁路运输的主要被服务对象。他们对于火车票广告的感知度，应该被充分考虑进去。当然，这个前提是投放广告的商家其本身应具有“被推荐”的真实水准。此外，火车票对公益广告能否保留一定篇幅，这也是铁路部门所应该考虑到的。毕竟，作为全国性的运输企业，在进行社会正能量、运输安全等普及和宣传方面，是具有先天优势的。这个举措，也会打破人们对于广告上“唯利是图”的功利化认识，更能直接加上对铁路的认同度。

　　@信息时报何勇海：火车票作为一种商品，它的成本已经包含在票面价格之中，乘客有权要求票面整洁，不打广告。此前已有飞机票、汽车票打广告的情况，并不意味着是正当的，火车票不能如法炮制。正是基于火车票乃乘客花钱购买，目前在美、法、意、俄等欧美国家，火车票均无广告出现。比如在美国，广告投放有严格的手续和规定，不仅火车票，即便飞机登机牌也是没有广告的。之所以如此，绝非人家没有经济头脑，而是为了尊重乘客权益。我们的交通企业，却将交通工具座椅、车身、货架等空间以及车票的广告，开发到了极致。事实上，我国的新广告法也有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我认为，交通工具的票据，也应在相关规定的范围。

　　此外，火车票印制广告可能影响乘客的使用。小小火车票只有方寸大小，涵盖了和乘客出行有关的必要信息，乘客中多数为社会底层乘客，其中又有一部分人文化程度不高，印制广告可能干扰这部分人获知出行信息，至少会给他们阅读必要信息带来不便。由此观之，乘客有权对“火车票广告”说不。

　　@嘉兴日报毛建国：传说中的“广告火车票”终要成为现实了。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吹风”，舆论的认识已经趋于平和，渐渐形成共识，大体能够接受“广告火车票”，只是还有一些希望和要求。提及“广告火车票”，有人说是“利用公共资源谋利”。讲理想也要讲现实，应该看到，铁路部门也有沉重的生存和发展压力。而且，市场经济时代，广告无处不在。作为市场化主体，铁路部门在火车票上做文章，其来有自，自无不可。当然，铁路部门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主体，车票也不是普通的广告载体。火车票就那么大，方寸之间确保平衡，既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门“良心活”。

　　这样的惠民，只是票面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惠民，应该是铁路部门通过热情周到的服务，让公众看到前进的脚步，感受到发展的成果。要通过有说服力的行动，证明自己推出“广告火车票”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铁路发展，最终受益的是广大旅客。这些年来，铁路部门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不能说没有努力，但起码没有达到公众的预期。如果铁路部门各方面都表现出色，不仅是“广告火车票”，更多的市场化举措，想必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可。

　　随着我国铁路建设的发展和开通运营线路的不断增多，火车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如果说在火车票上做广告，也不是不可行，毕竟广告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过，车票是旅客上车的凭证，凭证里面涵盖了和旅客出行有关的必要信息，一旦印上广告，则很可能会影响到乘客的利益，因此，铁路局不能总想自己赚钱而无视乘客的权益，不仅如此，火车票还是以国家铁路作为信用，关乎国家的窗口形象。所以，铁路部门起码要做到以下三点。其一，确保车票功能不受影响。其二，确保广告内容积极健康。其三，确保广告红利与民共享。

　　而这些改变都只是车票上的，更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将铁路服务真正推向市场，衍生出市场化破冰价值和作用，以此来推动票价和服务的转变，并改善硬件上的设施，这才是推动铁路发展的良性因素，也是让旅客拥有获得感的直接方式。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京华时报段思平：这一幕，令人欣慰，也令人惭愧。欣慰的是，小女孩是非分明，敢于指出爷爷的错误。惭愧的是，我也做过为图方便违反文明规则的事儿。在公交“好女孩”和“坏爷爷”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的影子。

　　曾经，我们很多人跟“好女孩”一样，明辨是非美丑，坚守道德规矩，抵制不良行为。随着我们长大，逐渐融入社会，我们渐渐发现，有时不守规矩会有更大收益，而风险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我们逐渐从“好女孩”变成了“坏爷爷”，将利益算计置于道德文明之上，一步步迈向冷漠市侩的利己主义者。小女孩教育爷爷是一种逆向教育，透过这一幕，我们有必要反躬自省：在我们身上，究竟是“坏爷爷”多一点，还是“好女孩”多一点?我们是希望身边“好女孩”更多，还是“坏爷爷”更多?这个问题，值得一问再问。

　　@楚天都市报李昌林：文明乘车，爷爷竟不如孙女懂事，让人唏嘘。其实，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双边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明尊老与爱幼二者不可偏废，敬重与爱护也是相互的，并非天经地义的义务。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为老年人让座，迁就照顾老人，这已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不过，这也养成了某些老年人的定势思维。笔者是一名老人，看到挤公交车的年轻人和背着书包的学生们，总是能感受到他们的不易。他们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找个位子歇口气，即便不让座位，也无大的过错。老年人要将心比心，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孙体谅关爱，大可不必倚老卖老甚至蛮横霸道。如果人人都做谦谦君子，长幼互谦让、夫妻互亲爱、邻里互和睦、师生互理解、干群互体谅……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美好。

　　@西安晚报斯涵涵：在道德存在危机的现实境况下，一些大人屡屡成为失德的靶心，孩子们的真诚、勇敢、无私就显得如此珍贵。网友们不吝赞美，每一句力挺都是对公德的守护，也是对规则和童心的点赞。

　　然而，我们议论此事时，自己是否也有过闯红灯、乱变道等不按交通规则行事的行为?可曾做过许多在孩子眼里不对的事情?当很多人习惯于潜规则，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箴言，或窃喜于“无伤大雅”的小瑕疵，漠视道德与自私自利也便成为劣币驱除良币的自然结果。尊重规则、尊重他人，诚信、担当、文明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元素，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大人的无礼与失德，居然需要孩子提醒，这应该在我们日渐麻木的神经上深深地刺痛一下，激发我们反思和改变。

　　@华西都市报：为人长者，本当率先垂范才是。可现实生活中，许多老年人却扮演了坏榜样。这是因为，知识结构的差异、人生经历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些老年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特别是对于公共规范、秩序价值，这群人往往缺乏认同。为此求解，当然需要晚辈们“站出来”有所表示了。

　　@中山日报：面对报道中的“爷爷”，我们没必要肆意指责，我们要做的是反思，如何给孩子做出“身教”的榜样，如何真正地提高自己的“行动”素质。提升公民文明素质，需要教育引导，更需要自觉践行。因为“看齐意识”是每一个人必然的意识，尤其是孩子，他看着大人的一言一行，大人是孩子永远学习的榜样。作为大人，应该对得起“榜样”二字。大人，应该是大道德之人，不能光是大年龄，大身高之大人。“8岁孙女道歉”给大人上了一堂文明课，教育大人要提高自己的素质，要做文明人。

　　报道中的小女孩很有主见，很有文明操守，是爷爷学习的榜样，也是所有大人学习的榜样。直接指出爷爷的不对，而且替爷爷道歉，这是一个好孩子，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大人做出了示范。“8岁孙女道歉”给大人上了一堂文明课，教育大人要知错就改，学会道歉。“8岁孙女道歉”给大人上了一堂文明课，这堂课教育我们大人，提升文明素养，我们要学会向孩子学习，回归本真，文明不在年龄大小，谁做得对谁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小小的公交车上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剧目 ，有人因为被挤到而大大出手;也有人因为没有给老人让座而被“扇耳光”;还有人因为车开的快而辱骂司机……而此事件中的8岁小女孩却用自身行为，诠释了牢固的规则意识和对文明和社会公德的遵守，可以说给大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文明课。

　　其实，一些成年人在教育孩子讲文明懂礼貌时，有板有眼，而轮到自己践行之际却屡屡犯规，言行不一同样让教育蒙羞。表面上看，这些与个人素质有关，但说到根底在于公共意识的欠缺。无限扩大和强调个人利益，到了与自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公共空间，漠视他人感受，重私利而轻公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啥有些人年纪大了，规矩却丢了。

　　说到底，提升文明素养，培育公共意识也需要人人参与，希望小孙女的道歉能启发更多的人走上文明之路。